◆曹银山 口述 钱俊 整理/供图

 

曹银山

 

 

 

朝鲜颁发给曹银山的立功证明书

 

朝鲜岘圣庵高地是朝鲜战争第5次战役中的众多小型高地之一，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曾在此发生过非常激烈的战斗，我是在炮火硝烟中坚守该高地的中方人员当中的唯一幸存者，我的名字叫曹银山。

1923年11月，我出生于泰县小冯甸殷家庄（现为泰州市姜堰区张甸镇葛徐村）。1948年2月27日，我在叔叔曹德根家帮忙干活，保长殷小元带着自卫队抓壮丁，我和常金富等十几个同村青年被抓。

当时我已结婚成家，而且有了一个女儿。老婆许龙英哭得死去活来，她托人找殷小元求情，殷小元放话：“找人说情没用，除非每人用3担黄豆来赎！”此话一放，果真有人挑来3担黄豆带走了亲人。老婆眼泪汪汪地回去找母亲，我家那时租种地主家的田，根本拿不出3担黄豆，母亲只能在旁边陪着流泪……

就这样，我和常金富等5人被送到县城，那时泰县的县城在泰州，就是现在的泰州市海陵区，县城集中了全县被抓的没有被赎回的壮丁。我们在县城换上国军军装，然后被送往扬州，途中带队的军官命令我们将棉军衣反过来穿，这样一来就难以逃跑了。

在扬州，我们被分往傅作义的部队，在两名接兵军官的带领下，从六圩坐船到吴淞口，然后换船直抵天津，从天津乘车到北平。经过短期训练，我和常金富被编入第16军炮兵团。我个子矮小（只有1.57米），不适合当炮兵，但是人灵活、体力好，军部就将我调入警卫营。16军驻地在张家口，军长袁朴是黄埔军校一期生。

随着国民党蒋介石在天津战役失利，傅作义逐步看清战争走向，开始倒向共产党。1949年1月22日，他与解放军代表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协议》规定，傅作义所属部队在指定时间开至指定地点，听候解放军改编。

军长袁朴不愿意跟随傅作义起义，但绝大多数士兵（包括我）还是走了起义之路，袁朴后来被蒋介石的专机接走。解放军的政策非常优惠，可以起义，也可以选择回家。那时我的家乡泰县还在国民政府统治之下，我若回去，弄不好就会被第二次抓壮丁，所以我没有回家，义无反顾地加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开启了新的人生征程。

《协议》公告之后不久我们就接到了改编命令，我被编入第19兵团65军194师580团3营9连。

1949年到1953年，我随部队先后多次参战：太原战役，三关口-瓦亭战斗，马家山战役和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1951年夏秋防御战役，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和秋季战术反击……多次死里逃生，多次取得胜利，多次荣立战功。

太原战役既是解放山西全省又是解放华北的最后一战，也是一场艰苦卓绝的城市攻坚战。1949年4月24日凌晨，580团攻入城内与敌军展开巷战，我和战友们以小型爆破手段迅速开辟前进道路，向守军指挥中心勇猛穿插，最后占领了阎锡山的老巢。

1949年8月1日三关口和瓦亭战斗打响。三关口位于六盘山东侧，山高谷深，峭壁林立，扼守兰州至银川的大道，可谓天险。过了三关口就是重镇瓦亭，当年红军西路军在此遭受马家军围剿，损失惨重。我们一边喊着为西路军报仇的口号，一边和宁夏地方武装马鸿逵（宁马）的128军在太白山激战了两个多小时，全歼这股悍匪。

1949年8月21日至8月26日，我参加了解放大西北最大的攻坚战——马家山战役。战斗打响之后进入胶着状态，打打停停。有一天晚上我们在梯田下面挖了猫耳洞休息，后半夜下雨，猫耳洞塌了，睡在里面的战友全部牺牲了，我因为睡在洞口侥幸逃过一劫。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时的大西北已实现全境解放，主力部队大多“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开始大搞生产，65军也驻扎地宁夏平罗县开荒种粮。多年征战之后，一些战士准备复员回家娶老婆、生孩子，谁也没有想到随后会发生朝鲜战争。

1951年2月，我所在的连队接到上级通知——迅速做好入朝作战准备，此时我已入党并担任副班长。战士们私下议论，说志愿军已经在朝鲜战场取得巨大胜利，联合国军都是些公子哥儿，还不如国民党军经打，我迅速打断他们的话头，告诉他们美国人的武器很厉害，不能轻敌。

部队出发前，我收到家中的一封来信，信中说家中实行土改，没有给我分土地，母亲在信中要求我立即回家。排长张富看出我有心思，我就找了个借口搪塞他，随即把信烧了。

我们是第二批入朝作战的部队，此时苏联的军事援助如数运到中国，我们在安东市（现称丹东市）全部换上苏式装备，我领到的是一支波波沙41冲锋枪以及手榴弹，同时还领到一条炒面袋，内有22斤干粮（炒面和大饼）。

中朝之间隔着鸭绿江，1951年2月22日夜，我和战友们在夜色掩护下从长甸河口悄悄跨过鸭绿江。渡江前首长宣布纪律：不允许发出一点声响，不允许系鞋带，不允许撒尿，严禁抽烟和唱歌。部队过江后随即潜入山林。

1951年4月22日，第5次战役打响，3兵团从正面突击，9兵团、19兵团分别从左右突击。17时，一轮弯月悄悄爬上天边，两百公里长的战线，中国军队几千门火炮震碎了黄昏的宁静，无数颗炮弹将“联合国军”的前沿阵地炸得粉碎。

在朝鲜战场的无数次战斗中，最令我难忘的就是岘圣庵（456.6高地）阻击战，虽然这场战斗胜利了，但我所在班的战友除我之外全部牺牲，想起其情其景，至今泪流满面。

经过前几次战斗，9连的连排班干部大多数牺牲、受伤或失踪了。那天早上营长命令我代理班长，带领11名战士坚守岘圣庵高地，他说8个小时之后有新的部队来替换。正如我以前听说的那样，美军火力优势明显，每次冲锋之前都用飞机、坦克和大炮轮番轰炸阵地，炮火硝烟和石屑泥粉遮蔽了天空。由于缺少掩体，战友们先后牺牲，有的直接被大炮轰击形成的气浪震死了。我的个子矮，体力好，反复利用炮击空隙从一个弹坑跳跃到另一个弹坑，躲过了敌人的多次轰炸，成为唯一的幸存者。炮火一停，敌人就开始组织冲锋，我大喊“消灭美帝，保卫祖国”，然后用机枪和手榴弹招呼敌人。打完一梭子子弹后我便就地打滚，跃入另一个弹坑阻击敌人，并且不断反复。夜幕渐渐降临，敌人放弃了冲锋（在朝鲜战场上，白天是美国人的天下，夜晚则是志愿军的天下，只要夜幕降临，美军就会马上停止战斗）。岘圣庵高地留下敌人的70多具尸体，我方的换防部队始终没有到来。

由于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尽管没有敌人，我还是一个人坚守在阵地。直到天完全黑透，营部通信员才来到阵地，他在一堆尸体旁边找到我，急促地通知我：“任务已经完成，立即下山！”

“某部代理班长曹银山在岘圣庵高地上坚持了一整天，是全班唯一的幸存者，他带领战士们先后打退美军的数次冲锋，打死美军70多人，打伤无数……”战况上报到兵团司令部，司令员杨得志非常兴奋，传令嘉奖一等功。在朝鲜战场，获得一等功以上的人员非死即伤，而我毫发无损，实在是幸运之至。

接下来，喜讯连连：我荣获朝鲜一级（也可能是二级，我分不清）士兵勋章，组织上还提拔我担任副排长，将我调至65军194师干部班参加培训。

有一次上级让我带领车队运输木料修筑坑道，我指挥车队躲过敌机轰炸，顺利完成这项看似简单其实凶险万分的任务，荣立三等功。

再接下来我参加了朝鲜飞机场的抢修工作，尽管遭到美国远东空军的轰炸，大批人员伤亡，而我只是轻微小伤。轰炸机走后，地面上布满大小不一的弹坑，看着都让人瘆得慌。

还有一次，64军和65军3个师5万多人马全部堵在临津江南岸约20平方公里的狭小空间，整整两天两夜动弹不得，美国人的空地火力犁来犁去，战友们血肉模糊的尸体铺满临津江南岸，我又一次生还……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在板门店签订，我们终于迎来胜利的曙光。同年10月，我随部队回国，受到祖国人民的极高礼遇。

1955年我参加山西军区训练团学习，团首长号召我们到边疆去、到地方去，为建设边疆、为完成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作出牺牲和贡献。我积极响应号召，毅然转业到山西省公安厅劳改局工作。

我1948年离开家乡，直到1956年没有回过家乡，时时刻刻思念远在家乡的母亲、妻子、女儿以及弟弟，好在有书信互通信息。

1956年8月我连续收到家里来信，大约有10封，亲人在信中催我回去，说是常金富回去了，又说我当兵的弟弟二狗头（我的小名叫大狗头）牺牲了，政府奖励了一头耕牛，家中急需劳力。此外，由于母亲再嫁，3间祖屋也保不住了……

我拿着信找到领导，对领导说，我这个干部是打仗打出来的，现在没有仗可打，比起牺牲的战友，我的获得够多了，我的文化程度不高，不太适应北方的气候，不如让我复原……

领导一番挽留之后，最后还是同意我回家尽孝，我的档案随即被转到泰县人民委员会。

回到家乡之后，我安心做农民，因为之前有篾匠手艺，就在农闲时走家串户赚点油盐酱醋钱。在乡亲们面前，我绝口不提朝鲜战场的事，怀念战友时就翻弄获得的荣誉证书和奖章。本村一位姓沈的邻居在《江苏法制报》供职，他在1990年前后知道我到过朝鲜战场，就把我获得一等功的事传出去了。不久一位名叫朱书忠的同志找到我，说是县里正在修《泰县志》，他采访了我，写了一篇《人民英雄曹银山》的文章。后来县里还专门为我出了一本书，书名叫《孤胆英雄》，并号召全县党员干部向我学习，安排我到疗养院疗养……对此，我愧不敢当，与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等英雄人物相比，我的付出算什么呢？我还是那句话，我没有什么可学的，要学习就向烈士学习，与烈士相比，我活着就是一种幸福……

最后我想表达一下内心的想法：我不是什么英雄，我也不喜欢别人称我为英雄，充其量我就是朝鲜战场的一名老兵，是战争的幸存者，能活到今天我感到心满意足。

 

（注：曹银山已经去世，本文的素材来自作者的多次采访以及曹银山的档案、《人民英雄曹银山》、《孤胆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