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长迂口述 钱俊整理

 

 

彭长迂在阿里地区农技公司的工作证

 

我叫彭长迂，姜堰人，1961年从扬州农校毕业并被分配到西藏阿里工作，在阿里的18年遇到的危险不计其数，其中6次刻骨铭心。

 

第一次遇险：1962年4月，阿里农牧科

 

1961年11月10日，我来到阿里行政公署农牧科，科长高德捷是豪爽的山东人，我们吃住在一起。4月的一天中午我正准备去打饭，突然觉得头疼难受，呼吸困难，自我判断是感冒了。高科长从我手中接过饭盆，并嘱咐我到医院去取药。

阿里行政公署在噶尔县城（现在是狮泉河），所有的办公室都在一个土围子里，包括食堂、小卖部和医院。医院与农牧科靠得很近，我三两步就到了。

阿里医院看病不要挂号，也不要花钱。我对护士说：“麻烦您给我拿一瓶醋酸铝钠（音）。”这种药甜咪咪的，效果很好，上次我感冒了喝的就是这种药。护士是刚来的，不知道醋酸铝钠在哪里，就问里面的医生，医生答道：“在柜子上面的那个大瓶子里。”柜子上有两个一模一样的大瓶子，护士就从其中的一个瓶子里给我倒了一小瓶药。可是这两个瓶子装的药不一样，我领回的是尼古丁。

回到宿舍，我抿了一口，味道特别苦，舌头刚一触及眼泪就下来了，接下来是天旋地转，栽倒在铺上不省人事。打饭回来的高科长连拉带拽地将我送到医院。我在医院里昏迷了近6个小时，醒来之后浑身就像被刀割一样疼。

 

第二次遇险：1963年2月，噶尔东农场

 

1962年6到10月中印边境爆发战争，中方主要战场就在阿里境内，我和高科长也参加了战斗，任务是做藏民的思想工作，劝阻他们越境。战争结束后，高科长就在普兰县物色了一块土地，饲养了8头犏牛，取名噶尔东农场，并安排我当负责人。可我到普兰县报到时被县长张振远喊到办公室，张县长告诉我，他也在农牧科工作过，是高德捷的前任。张县长不想让我到农场工作，将我直接安排到“普兰县民主改革复查组”。

张县长的这一安排救了我一条小命。一位叫格桑群佩的藏族干部接替我到噶尔东农场任场长，结果遭到叛匪入场抢劫。叛匪逢人便追问汉族干部下落，他们逮住汉族干部会残忍地杀害，因此我第二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第三次遇险：1964年8月1日，普兰县霍尔区

 

1963年5月我被调至普兰县农牧科。这期间普兰发生了一个特大政治事件：一股武装叛匪越过尼泊尔边境线，袭击了霍尔区政府，将区长耿堆和两名工作人员杀死，阿里骑兵支队迅速出击平叛。张县长将我和他的秘书调到武装工作组，一共8个人的工作组驻在楚古寺（楚果寺），该寺坐落在圣湖玛旁雍错的南岸、纳木那尼峰山下。我们的任务是：观察和监督过往行人，发现可疑分子立即报告保护牧场的牛羊，确保牧区群众的财产安全。我学会了打枪，一天到晚不离“三件宝”（一枪一马一皮袄）。我们白天睡觉，晚上巡逻，睡觉时还把枪抱在怀里，把马缰绳系在脚上，随时准备战斗。巡逻到哪里就睡在哪里，通常睡在羊窠，以天为被，以地为床，以羊为伴。

1964年7月31日，霍尔区武装中队通知我们8人第二天到区里参加庆祝建军节活动。8月1日早晨我们整装待发，3名藏族小伙子骑着马飞奔而至：“有土匪！有土匪！”土匪得知我们要去霍尔区，提前埋伏在必经的山顶，想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如果藏族小伙子晚到几分钟，我们就会进驻狮泉河烈士陵园了。

 

第四次遇险：1964年10月，楚果寺

 

普兰县位于阿里南部的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交界处，经常发生雪灾。1964年10月又下了大雪，大到马陷进去就爬不起来。大雪封山封路，我们的给养断了，被困在人迹罕至的楚果寺。

几天后粮食没了，饿了只能吃马料（豌豆），好在水不缺，楚果寺边上就是“圣湖”。

一个星期后马料也吃光了，我们就到草地挖老鼠洞找粮食，可是雪太深，加之我们连挖老鼠洞的力气也没有了。

两个星期后霍尔区武装中队的救援人员来了，给我们带来牛肉、羊肉、青稞、糌粑。

 

第五次遇险：1965年5月，国道219界山达坂段

 

1965年5月我从泰县返回阿里。刚到西藏驻叶城办事处，工作人员就递来一份电报：高德捷科长命令我返回喀什，与阿里专区种畜场的兽医会合，护送坐飞机过来的30头细毛羊上山。这些细毛羊来自新疆伊犁，是移民阿里的种羊，价值不菲。我们从飞机上将细毛羊转运到两辆卡车上，还装了一卡车草料和水，没想到一场巨大的灾难正在前方等着我们。

叶城到噶尔有1400多公里，连接的219国道穿过举世闻名的喀喇昆仑山、岗底斯山、喜马拉雅山，翻越16个冰大坂，跋涉44条冰河，全线经过的地段大多是“无人区”，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是全世界海拔最高、道路最险、路况最差、环境最恶劣的高原公路。尽管我们的司机是全中国驾驶技术最好、经验最丰富的，而且一路十分小心，可还是在界山达坂险些车毁羊死人亡。

国道219界山达坂地段是魔鬼公路，特别狭窄，一侧是高山，一侧是深沟，山上的积雪常常化作季节性洪水戕害生命。我们三辆车翻越新疆和西藏交界的“界山”，我坐在第三辆卡车的副驾驶座位上，司机40多岁，一副精明能干的样子。车队由下往上开，就在我乘坐的车子通过时，一股洪水从山上直冲下来，把前轮冲出公路并悬在空中，幸好5月的水量不大加上车速不快，后轮没有遭到洪水冲击，还留在公路上。司机真是手脚并用，死死踩住刹车，拼命打方向盘，我的左边是满头青筋暴露的司机，右边是白雾升腾的万丈悬崖。事后我两天两夜茶饭不思，噩梦连连。

细毛羊安全抵达种畜场时，我紧紧拉住司机的手，泪水在眼窝里打圈：“你们驾驶员真能拼啊！”

 

第六次遇险：1974年春，乌鲁木齐飞喀什的飞机上

 

1973年是我家的多事之秋，6月份岳父去世，两个月后岳母患了癌症。一个患病的老人带着我的三个幼小的孩子，日子咋过？爱人朱来英刚到阿里商业局工作，即将转为正式工，我们商定由我请假回泰县照顾岳母。1974年元月2日岳母辞世，我本想尽快回阿里，可是大队干部与我谈起计划生育的事，36岁的我随即在蒋垛做了绝育手术。

这年春天我动身“上山”，想不到一场疾病正悄悄袭来。

乌鲁木齐飞喀什的是小飞机颠簸得非常厉害，可能是刚刚做过绝育手术，我一登机就觉得不舒服，先是头部发胀，接下来是胸口发堵，最后是休克，乘务人员采取了急救措施并将我送进阿克苏医院。万幸的是，我在医院服了几个药片之后恢复正常了。

检查结果显示，我患有家族性遗传冠心病，这让我大吃一惊，阿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地方，我竟然在那里坚持了十几年。

 

第七次遇险：1976年5月，普兰到阿里的公路上

 

1976年5月阿里地区组建农机局，我担任李建局长的秘书。

为了发展阿里的农机事业，李建局长三天两头往基层跑，我这个秘书忙得晕头转向，辛苦也就罢了，可是危险频频发生。

有一次我们5个人从普兰县回来，在距离狮泉河90公里的山坡上，吉普车的前栏杆断了，失控的车辆就像被蒙住眼睛的野兽，横冲直撞。驾驶员次仁嘎吉疯狂拍打方向盘，危急时刻吉普车冲进了红刺柳丛，一下子停了下来。我们惊魂未定地睁开眼睛，可是车门被红刺柳卡死了，一用劲推车门车子就摇晃，车毁人亡的危险并未消除。藏族同胞扎西拔出腰刀小心翼翼地划开吉普车顶部的篷布，5个人爬出洞口，我深深地向这棵高大的红刺柳鞠了一躬。

从此我在阿里又多了一个恩人——红柳。后来单位组织“打柴火（禾）”，我都是不打红柳，而且每次经过红柳滩都要行注目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