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泰东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明媚的风光……1959年9月30日，小甸址小学在土操场举办“庆祝国庆10周年”歌咏大赛，我们六年级的节目是“压台戏”。那是个饥饿的年代，全班30多人，一个个青紫着嘴唇，多数赤足，带着一股尘土爬上土台，瞬间各就各位，高低错落地站成3排。虽然衣衫上有补丁，但是干干净净，鲜艳的红领巾像30多面小国旗，在艳阳下迎风飘扬！

英俊的徐建新校长亲自为我们指挥，好看的花老师踏着风琴，当熟悉的旋律从她的手指流淌出来，徐校长一抬手，我们便情不自禁地放开歌喉……

一眨眼60年过去了，今年我们的共和国已经是70岁生日，与祖国同龄的我一边在夕阳下打盹，一边回首人生。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站出来让祖国挑选”，小学考初中四选一，初中考高中五选一，我都被“祖国”选上了。

1963年我读高一，手臂从棉袄的短袖里露出一大截，母亲用布接了一段，正合适。那年的第一场雪比往年来得更早些，我的棉袄又短又硬，穿在身上一点也不暖和，就像杜甫说的“冷似铁”，加上吃不饱，严寒像无数根钢针刺过来，我瑟瑟发抖，身体蜷缩成“动物”。一节课太长，难捱，老师的课让我冻成了冰，入不了耳。

一天下午寒气袭人，我难受得噙着泪水，班主任孙永年把我和另一个寒冷的同学带到总务处，原来他已替我们一人借了一件棉袄。喜出望外，那件棉袄又大又软，我的身体马上就“还阳”了！从此再冷的天我都能像别人一样挺直腰杆，听课也入神了。后来听总务处管理员说，因为“冷”的人多，借一件棉袄很难。歌曲唱的是“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在那物质极度贫乏的年代，我冻着抖着，什么都没有盼，却在寒冬腊月意外地获得了贴身的“暖和”。

1966年临近高考，“文革”爆发，高考大门紧紧关闭，我与全国上百万考生被堵在考场外面。回乡务农，挑粪、挖墒、刈麦、罱泥……冬季上大型河工，还去“天路”铺过铁轨，这期间我曾逃过行船掉江等5次丧生之险。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时我已结婚生子，一年有七八个月习惯赤足赤膊了。

通过初试，凭二哥给的“贰圆”钱、“伍斤”粮票，我去县城第三次参加高考，两天考了4张卷子。新年一过，一双巨大的手把我从水乡深处拽出来，我像里下河的一只水鸟，准备展翅飞上蓝天。可是不要说蓝天，就连去南京的“肆圆伍角”车票钱我都没有。就是去了南京，我吃什么？听公社干部说，学校有补助。我想，即使给一半的生活费我也上不了学。二哥劝我：先去，钱，慢慢想办法。岂料学校批准了我每月21元的助学金（伙食补助18元，津贴3元），生活全包，后来我还利用余钱买了一块半钢“上海”手表。突然想到“国家”刚刚从“文革”中突围出来，她也好苦啊，我不禁潸然泪下。

大学毕业后，我搞农作物病虫测报与防治的推广和研究，赤足、流汗、晒黑皮肤，与同事一起虫口夺粮棉。常常是一阵雨过浑身湿透，太阳出来又烤干衣衫。论文和成果虽有风言风语，但“国家”一直对我很好：从县、市、省到国务院都给予了表彰。

我知道，倒进滤纸漏斗的回忆，流出温馨和美好，过去的一次歌咏、一件棉袄、五次逃险、21元助学金、多次表彰……我都把它们与血肉相连的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啊，我和我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