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周逸平

 

作者高泰东

 

今年初，高泰东先生推出了他的长篇纪实文学《1966年我们读高三》，该书通过数十个别具特色的故事，浓缩了那个特定的年代，传达出不一样的人生感悟。因为取材和视角不同寻常，这部纪实性的文学作品一经问世就吸引了众多读者。

日前本报记者就《1966年我们读高三》的编著经过和成书初衷专门采访了作者高泰东。

 

《1966年我们读高三》封面

 

记者：您的《1966年我们读高三》很受40后、50后追捧，但是对80后、90后来说还是颇感陌生的，您可以介绍一下这部著作回放了什么样的历史场景吗？新生代需要借助它感知书中展示的上一代的人生遭际和社会环境。

高泰东：53年前的1966年，我和我的同班同学——52个十八九岁的与共和国同龄的热血青年在泰县溱潼中学同班就读高三，大家即将奔赴考场。风云突变，全国高考戛然而止，凭空起浪，打得这群年轻人晕头转向、手足无措。时光荏苒，直到11年半之后的1977年12月，他们始得与错失交臂的高考不期而遇。面对匆促恢复的高考，52个荒废学业已久的1966届高中毕业生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作出自己的选择，并且由此走上不同的人生之路。

青葱少年，岁月吹老，1966届52名高中毕业生和当年全国所有的高三学生一样，他们都在不知不觉中白了头，不同的是，由于有人牵头，这个班的健在者或动笔，或口述，或追记，52个人的人生故事在文字的河流里荡起双桨……

 

 

记者：《1966年我们读高三》是一部长篇纪实文学作品，请您谈谈对“纪实文学”的理解。

高泰东：关于纪实文学的定义有多种观点。我倾向于李辉的表述：纪实文学是借助个人亲历、采访等体验方式或使用日记、书信、档案、新闻报道等历史文献，以非虚构方式反映现实或历史中的真人、真事的文学作品。纪实文学包括报告文学、历史纪实、回忆录、传记等多种文体。这本书中的人物、事件、发生地、发生时间都是真实的，因为记忆的原因，有的时间可以准确到月或日，而有的只能记录到年或季。

记者：请您给广大读者介绍一下《1966年我们读高三》总体构架吧！

高泰东：首先要说的是，这部书是我们泰县溱潼中学1966届高三班（当年该校只招了一个班）健在的44位同学（成稿时去世2人，出版后去世1人）共同参与创作的。全书收录了“52个人生”的160篇文章，加上序、跋、前言、后记等总共169篇，55.7万字，配有154幅记录不同时期的学习、工作或生活场景的图片。全书共分十章，分别是：艰难求学、高考废止、上山下乡、恢复高考、打拼岁月、师生情谊、晚霞满天、七十回望、同学聚会、怀念同学。书中很多人亲历的故事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比如《赤脚踏雪去上学》《家贫求学感众恩》《插队日记摘抄》《一路丢弃的红山芋》《推迟11年半的高考》《我那昙花一现的“清华梦”》《要“命”的一个字》。

 

方增善插队时挑泥

 

记者：是什么触发了您和您的同学创作这本书的冲动？

高泰东：我们这个班的同学分别在高中毕业30周年、42周年和50周年时聚会了一次，50周年聚会前，不少同学建议收集新旧照片搞个《纪念册》。因为我长期做文字工作，觉得单单收集照片的《纪念册》分量不够，于是建议大家写一些回忆性的文章，这样不仅我们自己可以看，而且可以给后人读。但是因为种种原因，直到50周年聚会时只收集到十多篇稿子，这件事不得不搁置了。

大约2个月后，文友缪荣株先生给我一本《随园琐记》，这是他在南京师范学院就读时的同班同学回忆校园生活的文集，虽未正式出版，却给我很大的触动，并且坚定了我编著出版全班同学回忆录的想法。随后我定下了基本原则：健在的同学的“自述”一个都不能少，去世的同学的“追记”一个也不能少。

 

纪念恢复高考40年聚会

 

记者：收集、梳理和记写52个同学的人生故事的工作极为庞杂，你肯定遇到了不少困难，请您略加介绍。

高泰东：决定做这件事之前，我在高二适纪念馆工作，为了全身心投入这本书的编写工作，我向纪念馆辞了职。

首先是花好大的力气与健在的同学接上头，向他们表达我的想法，分析这件事的重要性。经过一次次做工作，半数以上的同学答应“写写看”，于是我陆续收到他们的文章。但是有些文章事例不多，缺乏文学性，我又一一联系他们，在补充采访的基础上对文字加以修改，其中对文稿的题目改动较多，比如，将“大炉烧饼香”改成“飞翔的烧饼”，“我的大学梦”改成“夫妻双双考大学”，“我与大学无缘”改成“要大学还是要儿子”。同学许馨随儿子定居国外，她寄来的一篇稿子很短，2018年春节期间，我与她微信交流了6天，终于扩写成了血肉丰满的《平凡人生也跌宕》。

因为服伺老母、照顾孙辈、自己患病等原因，有18位同学说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拿不出文稿，书稿只得搁浅。又过了些日子，我不甘心这件事就这样“黄”了？于是我豁出去了：我采访我写稿！半年多时间，我在有关同学方便的时候采访他们，先后收集到16位同学的素材，其中两位已是“时日无多”，采访就在病房里进行，他们嘱咐我一定要写好他们的故事，了却他们的心愿。

还有2位同学难以采访。一位重病者答应接受采访，但是总想“等精神好一点”再说，明日待明日，等了近一年，直至他不能见人了我才作罢，而他的老伴又因为日夜守候在爱人的病床前脱不开身，我只得见缝插针地与她“微信交流”，后来他长住南京的弟弟返乡时接受了我的采访方才完稿。同学储顺林一直失联，一天与他的妻子帅小粉通上了电话，才知道他已经痴呆了，我只得请求她“合作”。她很为大家这么多年没有忘掉储顺林感动，特地从上海赶回姜堰，和我分享了她爱人的故事，夜半时分又急急忙忙乘便车返回上海照料“连孙子都认不得”的丈夫。感慨于她金子般的心灵，望着她疲惫的背影，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记者：在采编和出版这部书的过程中，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高泰东：感触最深的是集体的力量。采访、创作、编写等一大堆事务，似乎常常是我一个人承担，但是我时时刻刻感受到全班同学、社会有识之士的殷切目光，感受到背后有一股集体力量在支撑着。成稿等待出版时，一度遇到过“曲折”，原县委常委、副县长徐根弟，区作协曹学林、缪荣株，高中班主任孙永年，同学张顺益、严德明、王友兰、张棣华、姜月玲等为此付出了积极有效的努力；出版经费不足时，徐晓春、方增善、肖苏林等近20位同学伸出了援手。

 

高泰东采访当年报考清华的王佩霞（右）

 

记者：这部著作出版之后读者的反响如何？你希望读者从中得到哪些收获？

高泰东：江苏省南菁中学教师李宏要购此书，打听了很长时间才与我取得联系。拿到新书后，他一口气读了两遍，说：“我校1966届这个有6个班，但是谁也写不出这本书。感谢你们为后代留下了真实的社会档案，十分佩服编著者的毅力，太辛苦了！”

莫砺锋（南京大学博导）说：“大著不但是为溱潼中学1966届立传，也是为我们这一代人立传，从而为后人留下真实的历史记录，意义非凡，难能可贵。”

沙之白（内蒙古乌兰浩特市公务员）说：“早晨收到书，迫不及待看了几段，自然想起1966年，止不住热泪盈眶。书好，选题好，写得也好。”

李梅（广东省东莞市公司职员）说：“这本书让我从原来的零星听说到全面认识，从而加深了对父辈的了解。真实就是力量，从书中的真实，我感受到社会的巨大进步。”

缪荣株（江苏作家）说：“這是一本饱含血泪和欢笑的文学作品，是感动溱潼中学、感动姜堰、感动中国的中国孤本（上海育才中学1966届高三4班有自印本《落叶缤纷》，47人，4人失联，仅18人作文）。”

顾潇（女，董事长）说：“这本书是父辈的‘芳华’，如果后人能客观公正地反思父辈这段本可以避免的悲剧，我们的子孙后代才不会重复踏上老路。”

高奕扬（女，姜堰中学高三学生）说：“这些匪夷所思的事情难道真的发生过？我想，凭着这本书，今后我会慢慢读懂书中52位爷爷、奶奶，进而去读懂中国的那段历史。”

左惜玉（同班同学，高中教师）说：“我们的人生经历了曲折和辛酸，但我们为祖国的巨大变化努力过、奋斗过，我们欣慰。如今我们已白发满头，有的已经去世。我们班作出了‘集体回忆’，是留给后人的财富。我女儿和远在美国的孙女读了这本书后说：这样的历史不能重演，但1966届的精神一定要发扬光大。”

希望年轻人听了我们的故事，了解我们这代人的经历，能够珍惜当下这个伟大的时代，珍惜现在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