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记者 舒晋瑜

 

问：短篇小说特别不易藏拙。你在不到一万字的小说中，总是善于切入，谋篇布局老到。能否谈谈这方面的体会？比如《失控》《诱变》就构思非常巧妙，反映的问题也比较深刻，人性批判和救赎的内在张力又使得作品具有更深刻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

黄跃华：我的理解是，小说首先是写人的。沈从文先生说过，小说要贴着人物写，你写的这个人怎么样，读者认可不认可，决定了小说的成败。写人要有好的故事。就像载人的船，怎样快速、不走弯路渡到彼岸。故事要经得起推敲，读小说是件愉快的事，要是读者读来味同嚼蜡、疑惑丛生，甚至横眉竖目，那就是一种悲哀。我初学写作时总喜欢去追求奇特的情节，去拼命虚构。其实很不自然，经不起推敲。这两篇小说我都取材于身边的事，《失控》取材于我们相邻的一个小区。《诱变》取材于中央八项规定后，发生在一个县级机关的真事，但后面一部分有虚构的成分。另外，我觉得小说还要有意义，读者要从你的作品中“悟”到什么，人家花时间、花钱、花精力读你图什么？图乐趣？图见识？不要奢望给读者多大的“启迪”，产生多大的“共鸣”。能“悟”到一点点就行了，这是作家的责任，不然你就对不起读者。

问：可否谈谈你在小说语言方面的风格？

黄跃华：我的小说语言还谈不上风格，不过我推崇的语言风格是简洁、准确、生动。第一次读汪曾祺先生的《岁寒三友》，最后是这样写的：这天是腊月三十。这样的时候，是不会有人上酒馆喝酒的，如意楼空荡荡的，就只有这三个人。

外面，正下着大雪。

寥寥几句，写得多好啊，空荡的孤独感，悲剧色彩，坚贞的友情，这种意境我几辈子都写不出来。我不喜欢太长的短篇，我认为短篇就应该是个精干的小伙子，或者是亭亭玉立的美少女，写长了就成了大腹便便的粗汉，或是满身赘肉的妇人，不入眼。有一次朋友聚会，谈及小说，有人说短篇小说最好三、五千字，一支烟功夫读完最好。朋友们说笑而已，但细想一下并非没有道理，本不复杂的情节，你铺那么散，写那么碎，谁有耐心读下去？

问：你觉得自己的创作目前处于怎样的境地？在创作中有何困惑吗？

黄跃华：还处于学习阶段，搁笔二十五年，欠账很多，这需要慢慢来补。

我写得很慢，近三年写了十五、六个中短篇，不到二十万字，越写越怕。主要有时感到自己的作品写得太“实”，太“沉”，灵气不够。我非常佩服那些大家，具有天马行空般的武艺。但我不喜欢网络文学，一天码上万字你就是拿枪逼着我也写不出。《雨花》杂志主编李风宇老师主持过我的作品研讨会，他给我开过药方，文学作品要接地气，但又不能囿于生活，生活是大地，小说就应该是紧贴着大地飞舞的精灵。我感觉他说的话千真万确，努力去做，做得还不够好。

问：《留给明天的思索》中有“大云”，《古训》中也有“大云”。在为作品主人公命名上，你是怎么考虑的？

黄跃华：这两篇小说均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属于当时我比较满意的两篇作品，《古训》从动笔写到被《河北文学》通知采用只半个月时间，那时来回还都是寄信。《古训》还发了头条，编辑老师在扉页上花四分之三的篇幅介绍了该作品。《留给明天的思索》本来发在一家著名刊物上的，终审时被拿掉，理由是与叶蔚林老师的《五个女人和一根绳子》撞车。因为两篇小说写作时间间隔一年多，“大云”是我小时候的伙伴，很要好，我就借用了一下，纯属偶然。作品主人公命名上我有时不很刻意，身边的好朋友，有时候就借用一下。我在《失控》里用了一个朋友的名和一句原话，作品发表后朋友上门“兴师问罪”，害得我不得不请了一次客，花了两篇小说的稿酬，当然我和朋友都喝多了，看来以后得注意了。

写作能给自己带来快乐，就写，不能带来快乐就不写。黄跃华说，自己只想过好每一天，文学就犹如一杯老酒，有它生活就更有趣。

问：你的作品时代背景都不是很明确，但是感觉不是当下。比如《留给明天的思索》，写的是两个相爱的人相约跳崖，最后兰花离婚未成，迫于村里人的指指点点，最后跳河自杀。在你的创作中，如何确定写作素材？

黄跃华：《留给明天的思索》背景不是我家乡，我的家乡在长江岸边的里下河。兰花在里下河长大，这个故事是我小时候听奶奶讲的。兰花与我们家有点远亲。奶奶同情兰花，常唠叨到她。奶奶善良，心肠好，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有一对母女讨饭讨到我们村口，昏倒在一棵大树下，奶奶熬了两碗粥喂给他们，救活了他们，走时还把家里仅有的两碗米都给了母女俩。我家弟兄多，我老大，小时候是奶奶带大的，可能我是大孙子的缘故，奶奶最喜欢我，好吃的都攒着给我。高考时天热蚊子多，奶奶天天晚上都坐在我身边，给我扇扇子。奶奶德高望重，我想，一个故事能让奶奶惦着这么久，写出来肯定有意义。

问：“我”在小说中多数是一个知识分子。你如何看待“我”的设置？

黄跃华：在我所发的小说中，第一人称写的不多，这样写主要考虑加强与读者的沟通，在第一人称的小说中，“我”不但是叙述者，也是参与者。

问：《桃花垛》中，丁瓦匠和女人精打细算，为了破坏“一根筋”丁来扣和寡妇李兰小的婚事，无事生非去李兰小家里一场恶战：“丁瓦匠老婆迅即拿脚就朝李兰小踢去，踢她的头，踢她的腰，踢她的胸，她把全身的力气都集中到脚上，把所有的仇恨也集中到这脚上。在她看来，所有的罪过都是寡妇李兰小惹的，是她勾引了一根筋，是她打乱了自己的如意算盘，是她毁掉了全家人的致富希望。李兰小痛苦地在地上打滚，丁瓦匠还不解恨，抓起一把干猪粪往她嘴里塞。”这种恶让我觉得好像没有来由。丁来扣是丁瓦匠的侄子，干活从来不拿工钱，四十好几了找个寡妇，怎么就不能容忍？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个细节？或者并非“设计”？

黄跃华：这个是真实的故事。丁瓦匠（当然不是真名）跟侄子一起过，侄子好赌博，丁瓦匠一世没结婚，丁瓦匠有的是力气，而且肯做，报酬只要有烟抽，因此成了他的摇钱树。丁瓦匠和李兰小结合后侄子就少了这一块的收入，所以他们会恼羞成怒。现在农村还有不少这种邪头、恶人，有的地方还用恶人治村，农村有限的资源被恶人垄断，善良软弱的人免不了被欺。作家要关心最底层的人，关心最可怜、最需要帮助的人，这是种社会责任。现在农村还有不少可怜的人，因病致贫，因残致贫，失独，丧失劳动力，子女不孝等等，国家尽管花大力气帮助他们，但因为这些人不是少数，有个漫长的过程。上次我去采访张旭博士，一个从美国回来在泰州医药城创业的企业家。他讲过一个对他触动很大的事，当年他在丹麦留学，与一个生于韩国后来被丹麦家庭收养的女博士合租一幢房。女博士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被遗弃，但她原谅自己的生身父母，因为她相信父母是养不起而遗弃她的，可她却不能原谅她的祖国，她说，“一个人离开生身父母是个小概率，但又被祖国母亲抛弃了，是何等的悲惨！”

问：你如何看待故事的逻辑性？

黄跃华：小说就是讲故事，故事讲得好就是好小说，讲的人就是高手。小时候村里来了说书的，我们不吃饭也要追着去听，不仅小孩子，好多大人也一样。一天只说一段，下一段要等到第二天，那个焦急呀，让我们都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为什么？情节引人入胜啊，人物的命运牵动着人心啊。人物牵着情节往前走，但再引人入胜也不能出破绽，须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悬念丛生，我们常为下一个情节争得面红耳赤，为人物的命运牵挂得茶饭不思。故事出了破绽，就如突然吃了一只苍蝇，你说刚刚美餐了一顿你不全吐出来还行？

问：《芝麻大的事》等作品，非常有生活，语言鲜活生动，是否与你在基层的生活和工作经验有关？

黄跃华：当然有关，生活是最好的老师，我一直没离开过基层，不管是当教师、当村长、当公务员还是当企业负责人。当初重拾创作时信心不是很足，周桐淦老师鼓励我，你的生活经历丰富，这是取之不竭的宝藏。况且你以前写过小说，不写可惜。我经历的岗位多，见识的矛盾、问题也多，什么样的人都打过交道。这可能是我的一个优势。我曾经说过，一个人能把一个村搞好，能把一个厂，哪怕只有十个人的厂办好，当个局长县长没问题，中国的官其实最好当。因为中国最复杂的在基层，最难办的也在基层，一个村长、厂长，上要与国家政策打交道，下要与流氓地痞过招，什么样的事都让不了身。小说中绝大多数细节都原汁原味。

问：《芝麻大的事》截取了一个基层官场的横断面，围绕一件芝麻大的事，以轻松平实的笔调，深入到人物之间千丝万缕、纠缠不清的利害关系，勾勒出一副妙趣横生、现实世俗的官场图景。写官场，你有何独特的体会？

黄跃华：中国的官场太复杂，这方面我写得少，因为身在其中，怕有人对号入座。官场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各种传统、文化、习俗免不了在这儿碰撞、纠缠、拼斗。我看过不少好的官场小说，像前不久热播的《人民的名义》。现在的政治生态比以前好多了，但新的问题又会层出不穷冒出来，这也是文学的一个富矿，但需小心翼翼。

问：《咤叫的乌鸦》反映了民间非法借贷与黑恶势力恶意干扰民营企业、民营企业资金链断裂、民间资本难以为继等社会现实问题。这种问题在当下社会非常普遍。小说描写了父亲为儿子借钱还高利贷过程中一系列遭遇，也表现了小微企业经营的困难，以及相关部门在处理非法借贷等具体问题上的无能和银行管理上的漏洞。这是一篇非常有力量的作品，观照现实，反映了普通人面对恶的无力感。能否谈谈这篇小说的创作心得？

黄跃华：作家应该关注生活，这是毫无疑问的，眼下在基层影响社会稳定的最大因素就是民间非法吸储、借贷。据我了解，有个县级市，民事官司这两个方面的案件就占三分之一以上，上访人群中超过四分之一。多少人为之倾家荡产，多少人家破人亡。我们一个县级电视台，二百多号人，就有五个人卷入其中，成天被人追债，惶惶不可终日。还有大学的校园贷，出那么多事，不能不令我们反思。这些摧毁了我们的道德，我们的友情，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文明。这是对人类文明史的严重挑战，我们强调法制国家，依法治国，这是绝对正确的，但这个世界上还有一样东西比法律更重要，那就是良心。南京法院判过一个扶倒地老人的，这个案子带给国人多大的反思？我可以说，影响了不止一代人。作家应有这个责任感来关注此事。

问：作为业余作家，你在写作和工作中如何协调时间？在写作中觉得有哪些方面受到制约？

黄跃华：我写得很少，今年总共只写了四个短篇。加之我工作上不独断专权，放得开，能放手的都放手。我的手机号码十几年都没换过，24小时开机，同时担任几个单位的负责人，一天电话也不过几个。所以写作与工作没什么冲突。但我知道自己成不了大家，也不可能靠写作增加收入，所以把写作看成一种快乐。一个短篇要两个月才能写好，特别慢。

当初重新写作时，我问罗望子老师，现今的文坛像不像某些行业那般混乱，如果混乱我就知难而退。罗望子老师说文坛还算好，好的作品肯定会得到认可。罗望子的话给了我信心。我的第一篇小说给了《雨花》，得到了李凤宇老师和刘春林老师的充分肯定，这两位都是谦谦君子，亲自帮我修改。后来《小说选刊》又用了。在此我向李凤宇、罗望子、刘春林三位老师致敬。

问：你如何看待短篇小说创作？对于今后的创作，你本人有怎样的规划？

黄跃华：在文学体裁里面，我比较偏爱短篇小说，所以每次读文学刊物，我总是看完了短篇再看中篇。今后的创作我想重点还是多写短篇，但写多少，写什么，还是顺其自然。写作能给我带来快乐，就写，不能带来快乐就不写。我只想过好每一天，文学就犹一杯老酒，有它生活就更有趣。

（黄跃华，上世纪60年代出生，现供职于泰州市姜堰区委宣传部。发表小说、散文100多万字，著有中短篇小说集《诱变》，有作品获《小说选刊》双年奖读者最佳印象奖、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等。本文原刊于《中国作家》2018年第2期。续完）